巫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流

巫史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流，挖掘一下巫史是怎么来的

巫、祝、卜、史

　　巫，《说文》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能在神与人之间交流信息，调动鬼神之力为人消灾致福，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是古代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职业。殷人尚鬼重巫，巫咸、巫贤皆至相位。

　　祝，《说文》说：“祝，祭主赞词者。”即掌管宗教祭祀的具体仪规，起司仪的作用。如为主祭者诵祷词，迎神而导行（见《诗经．楚茨》、《楚辞．招魂》）。祝需有好口才，以明语导祭，以美言悦神，故孔子有“不有祝鲍之佞”的感叹。

　　卜，《说文》：“卜，灼剥龟。”专替人决疑惑、断吉凶。殷人看重甲骨卜，周人看重筮占，并从中发展出筮易。周代专设卜官，负责占卜时的宗教仪式。

　　史，《说文》：“史，记事者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祭与戎。”，史所记之事，大量是国家宗教活动的内容。据《周礼》，周代专设太卜、太祝、太史等官职，太史又掌天文星历。秦汉之际虽然史官与巫祝逐步分离，其间的联系仍然存在，故司马迁有言：“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巫

　　巫，甲骨文 （工，器具） +（又，抓、持）。

　　李学勤先生认为，古代的“巫”字呈十字形，是两个“工”字以直角交叉重叠。而“工”即古代的“矩”，则“巫”就是操着“矩”测量天地者，故远古时代的巫，通晓天文术数，以沟通人神天地。

　　《史记.天官书》以巫咸是“传天数”的人。巫掌握着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能预测天气、气候的变化，推测由天文变化给人带来的吉凶祸福。巫在上古时代是智慧灵巧能通天地的人。真正的通天能力实际是掌握天文历算，气象规律知识，地理知识，工具测量，建筑技术，医药、占卜等来指导族群的生产生活。上古时的大巫是为人所尊贵的自然领袖，其权力基础是建立在自然知识、生产技术创造性贡献以及造福全民的高尚品行上。贾湖、西水坡、双槐树、二里头的大巫们都有极其尊贵的地位。农业和历法技术成熟后，天文历法天学技术由公器沦为私器，逐渐为少数人垄断。以普及天文、生产技术和大公无私精神为代表的天道文化发展也产生异化，逐渐异化为家天下的天命神权体系，以巫神迷信维护1人1家的正统性为代表。王权、祸福维系于天神、天命，鬼神迷信大兴泛滥。巫的含义，逐渐蜕变成以神秘法器，祝祷降神的通神者。

历

历，“歷”，“曆”，甲骨文上部是两棵“禾”，表示一行一行的庄稼，下部是一只脚（止)，表示行进之义，表示脚步穿过禾苗从一行一行的庄稼中走过。“历”字的本义是“经过”。先人们应该是先从禾木一岁一枯荣周期中体会到比“日”“月”更长尺度上的时间周期“年”，这是对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意义更为重大的一种长周期，因为寒暑、雨旱，以及渔猎、采集、农业生产活动无一不与它有关。“年”字，甲骨文 （禾，借代谷物）+（人，农人），表示农人载谷而归。年本身从“禾”，可见由物候——草木枯荣周期、动物迁徙等的观察入手，大约是探索一年长度的最早方法依据，随后才是对某些星象的观测。“时间”的时，古文作旹，从之从日，含义是太阳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太阳星辰一步一步地在天上走过，代表着时间的流逝。四时，春夏秋冬，是太阳在黄道四个区间的运动变化，时以间来表达，时与间密不可分。通过连续观察太阳视运动的轨迹变化，可以更加精确地表达较长的时间周期跨度，于是“曆”字被创造出來，专门用于表示“天体计时系统”之义。在分化出“曆”专门计时之后，原本的“歷”就用来泛指各种曾经之事。历字记录了中国农耕社会的生活，反映了禾苗生长一岁一枯荣与天文周期的关系。

史

　　史，甲骨文 （中，上古观察天象的圭表）+（又，手，表示持笔记述）。造字本义：在星象观测、凶吉卜筮等重大活动中作出论断并记录在册。古代称博学的文职官员为“史”，称行政管理官员为“吏”。 史字，中字都是和天文相关的。

　　历史原本就是对历法现象进行记录活动。历史来自农业和历法，历法来自天文学。 上古巫史不分，大巫是星相、地理、气候、数学、医术、占卜等各种知识的集大成者。随着社会分工发展，知识的研究、积累和继承环节产生了更详细的分类和分工，中国的史官来自司天工作、天文历法制作的分工演化，对天文历法观测数据、天象事件、祭祀占卜与天沟通活动的记录编篡等，最初是记录阐释天文之事，是可以通天的“天官”。随着商周交替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人事受到重视，史官发展出了人事记录方面的职能，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

　　以春秋比喻历史，是中华文化特色，《周髀算经》中说：一年之中只有春分、秋分这两天的阴阳（昼夜）是等分的，其他300多天都是偏颇的，昼夜长短不等的。写历史必须公平公正，春分、秋分阴阳等分是公平公正的象征，所以用春秋二字比喻历史。

发端源流

技术的探索首先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产生了天文技术本身之后，人们借助它了解了更多的世界运行面貌，然后又产生出对它的原因和精神意义的解释，形成内心的世界观。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天文历数，在天文技术探索发现的过程中，对天体运行现象背后原因的解释理解上，远古时代的认识能力有限，很自然就会把一切原因和动因归结于天神主宰世界的解释。天象星辰的背后的神秘推动力，主宰天地的一定有拟人拟物人格神的左右。古人认为天文现象（天垂象）实际上体现了天神的意志。对天文历法的探索就是对天神意志的探索。

起初对“神”这种想象是简单模糊的，但它并非凭空产生，它的最初想像来源主要就是来自天上，各种神奇的天文天象。也包括人自身、还有各种动物、器物形象等。通过拟人，拟物的方式，构建想象出天帝、4象、28宿，这里面既包含着天体星辰运行的规律，又包含着人的主观想象，成熟体系的天神形象和秩序体系逐渐构建形成了。在西水坡遗址，当时的人们显然对星宿形象的想象能力已经相当成熟，心里已构建出绮丽的天神体系，天上的神，能力巨大，神奇的，令人向往的。墓主人显然是想死后升天，常伴在天帝左右，与天帝（北极星）同在。还有就是，构建这种天神秩序体系也有利于对人间族群的统治，从主观的认知思路到社会治理的需要，都导向了天神解释体系的方向发展。天文历法观天象技术，是神权体系通天，事天，司天的关键技术手段。远古时代这种天文技术与神学相交叉的思想，可以叫做天文神学思想。

古人认为天文现象，反映是天神的意志。天文的背后是神力来推动，这是很自然的解释。即使初期的世界观思想体系有对天神的迷信成分，中国人也是要重生存实践的。为解决生存问题不断促进对天文历法技术本身的探索，必须要遵从实际观测的事实结果，因为这关乎生存，不允许犯错，生存的压力是对迷信思想的纠错机制。生存能力的薄弱压制着迷信思想的泛滥。国之大事在农与戎，无论是农业还是军事实践，都不允许鬼神迷信思想走的太远。天文技术的发现成果即使被解释为是天意的体现，它体现出的规律，反过来也约束着“神”的行为，天神体系和天文体系密切相关联，即使是天神，往往也要遵从天体的运行规律和秩序和周期定数，很多神话本身就是为了记载天文探索的事迹和诠释天文历数的原理。中国的神话体系并不是胡编乱造的，胡乱想象的，它们是出于为了解释天地运行规律而作出的初始努力，为了人自身的生产、社会生活秩序治理的需要服务的。

起初天文，占卜、医术、数学等，掌握在极少数智慧极高的大巫知识分子手里。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巨增，社会管理和生产分工分层越来越细。人口增加，社会事务增多，知识的增多，从事通天学问的少数人，发展成一个团体阶层，知识生产传承的分工协作，形成原始的天文神学思想体系。对应在社会管理上，天文技术职能和通天通神占卜祭祀职能、社会管理职能，这些角色职能起初是大巫集于一身，原来的大巫是自然首领，慢慢扩展成巫卜史管理集团，形成了最初的神权社会体系。

在5000年的双槐树遗址里，圆形的三重环壕和内部的北斗九星图案，似乎象征着不断运行的太阳、星辰和天穹。能有资格生前居住、死后埋葬在这片中心圣地里的，应当就是洞悉天地运行的秘密，掌握天道历数，与天神沟通交流的巫神阶层，他们作为神子，已经和普通的居民分隔开来了。

神学的分流：

原始的天文神学思想体系至少可以分为两种天学流派：历法技术派和星占卜筮派

天文历数，产生是生存需求，为生产授时。只是它的内在原理，在当时被解释为神的作用。技术本身的特点就是更具客观理性，不断进步修正。

占卜是用来对付不确定性的。《续汉书·律历志上》说“效则和，否则占”，天校以景，地校以响。音律不能对应影长，天地失和，历法不准。往往需要利用占卜来预测农时。

天文、人文领域的探索永远存在着已知与未知的领域。上古时代，条件严酷，为生存而战，发展生产技术解决已知问题。占卜预测应对未知变化。2者都至关重要。一个偏客观理性，一个偏主观臆断。远古时期，生存能力和认识世界能力有限，对天地、自然存在太多的未知、迷惑和恐惧，迷信和实践探索并存。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生存需要，一方面为了尽力去探索捉摸不透的天意神启，客观上促进了天文技术和巫卜文化的不断发展。两者互相影响交织不断演化。

而天文历法技术本身的特点和预测密不可分，历法星占不分家。观天象行为，本身就是“与天沟通”的最重要的行为之一，容易被设定为占卜的前戏。历法重要作用大致有2个：1。计量精准的时间，这个需要依靠上千年的天文运行观测，积累记录掌握运行规律。 2。天气预报。掌握天体运行规律，就能预测地上气候，知天就能知地知人。以天占人的风格从开始就定立下来了。

卜筮，起初主要目的是对重要的生存问题做出预测和应对。卜筮想要预测的更准确更合理，往往也要依托在技术之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时俱进。卜筮刚开始是初级预测技术，已经包含了一些计算内容，在贾湖遗址，已经发现很多乌龟壳和石子的占卜工具。慢慢发展到后来的升级版易学预测，《周易》等算是那个时代，吸收了最新的天文历算知识的高级预测学。

技术流-史和卜筮流-巫，本出于古代大巫一身，最初的解释倾向都是天神思想。只是两者知识分工、实践方式特点不同，导致后来不同的命运。

上古时代从事求神占卜等活动的人叫“巫”、掌管天文、星象、历数、史册的人叫“史”。这些职务最初往往由一人兼任，统称“巫史”。迷信与技术探索一直是并存的，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定义范围。在早期，出于绝对的生存压力，在公天下体系里，各部分人群之间密切合作，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天文技术派，占据主流。后来生存压力减轻，分权竞争的家天下体系里，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第一是为了个本阶层私利出发，维护本阶层的权威。另外一个是天文技术局限，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生存问题。以巩固神权为目的的卜筮派逐渐上位，转向了占卜迷信方向。巫成为神权体系、神权器物、仪式的重要构建、维护者。史则是神权体系的技术支持核心，天文历法技术的传承者和对祭祀仪式和技术现象的记录者。

天文技术作为公器神器利器，不管属于哪个阶层，都是属于核心竞争力，都要受到极端的重视。史家在巫神体系里边地位依然很高。巫神之术也只有借助于天文历法才能如虎添翼，才能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而其他的一些巫术，只是小打小闹，不成大器。一旦周朝将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家剥离出来，巫师马上就失去了神奇的效用，被打回原形。汉代，天文历法技术被统治者掌握后，将天文历法技术从史家身上剥离下来，史家也没那么牛了，只能改行作写小说编故事的人。

社会管理体系的分工：神权+王权

1．伏羲时代

“神”直接管理人民。

上古时代生存的压力是第1位的。精力都用在生存探索上，人和人必须很好的合作才能生存，是强调集体合作精神的，关怀爱护所有的人的才能成为首领。上古时代，人口也少，民智未开，民心纯朴，大巫圣人掌握了通天的技能天文历法，指导子民耕作，与子民同心同德，同生产同劳动，不用太多管理，不用操心，天下自然就理顺了。

《国语.楚语》里，观射父对昭王说：古者民神不杂。美德之世。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上古时代，为了利于农业生产普及发展，推广天文知识，天道历法经历了自由探索发展推广时期。

天文历法是上古时代的最高科技，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水平，原理复杂极少数人才能掌握。1万年前后，伏羲时代为了农业生产发展，尽力普及历法知识，简化历法知识，想尽办法把相关知识运用到各个方面，比如日常生活用具陶器等，从形状到图案都包含着天文历法知识。通过这些基础生活用品的传播，结合口口相传的方式，让民众在潜移默化中都接受了天文历法的基础教育。普通民众是人，而大巫们是人间的“神”，通天，通神明的人，人们尊敬的围绕在“神”的周围，团结和睦的生活在一起。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土，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正是从伏羲时代起对民众不遗余力的历法普及，才有了顾炎武所说的这种效果。农业成熟，人口滋长，中华文明也因此发展壮大。

2．少嗥时代

各族竞争加剧，神权阶层世袭固化。神秘的天团。

《国语》里说：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

少嗥氏时代，天下混乱，百姓家家都有人当巫史搞占卜，人们不再诚敬地祭祀上天，不安心于农业生产。人人都可以行祭祀之礼，通过占卜祷告获取上天的旨意。造成社会正统秩序混乱。于是颛顼帝采取断然措施，命令专门官员掌管天地之事，任命南正重负责祭天，以和洽神灵。任命北正黎负责民政，以抚慰万民，劝导百姓遵循自然的规律从事农业生产，鼓励人们开垦田地。禁绝民间以占卜通人神的活动，使社会恢复正常秩序。即所谓的“绝地天通”。

上古时代的巫师的地位是非常尊崇的。大巫们凭借自己的贤能自然获得的民间领袖的地位。天文历法普及，农业生产技术不断发展，人口增加，民智已开，竞争加剧。天文的两大作用：1。观象授时，利于农业生产。2。历法星占。搞天文预测气候，吉凶福祸，与天沟通，探测、解释天意。2者都关乎涉及王权正统性，有了这个硬核技术，就能获得通天的代理权。这相当于技术本位制。各族各家人人妄想登天，天文知识+权力双重竞争时代来临。而且社会管理事务也增加了，大巫们分身乏术，只能发展成团体管理民众。早期的管理天团出现了。

颛顼的“绝地天通”将祭神通天活动和治人活动分开，专人专行祭祀占卜事宜，最主要的意义是断绝了其他人与上天沟通的权利，将天文历法技术和祭祀上天沟通的权利垄断起来。颛顼给巫师们上牌照，搞垄断。开启了神权统治阶层固化的开端，加速了天官阶层与民众的分化。世袭的神权阶层展壮大。巫师的地位更尊崇，获得了民间和管理层双重的尊贵。另一方面，原来由少数大巫掌控重要的生存知识，文字载体也不成熟，知识的传承并不稳定。由专人世袭来负责巫术的传承，知识生产传承管理分工协作完善，知识的传承相对会更加稳定了。

与天沟通工作，并不是简单的祭祀祈求上天，求福避祸。也包含着主动探索天道历数求取天时、卜筮活动预测天意。早期事天的工作是极端重要的，远高于人事工作。另外天文测量的工作量很大，很辛苦，比如夸父追日景，极端疲累，工作的重点也放在天文、事天方面。一方面是探测沟通天意，一方面作为天官，代天神维护人间秩序。形成神-巫-民，3级管理体系。

3．夏时代：

人口增加，尤其是抗洪救灾，社会事务剧增，神权体系裂变，世袭王权产生，天命神权1.0版本。大1统1.0，管理规模300-400万人口。

事情起了变化，神权阶层的管理职能裂变，这归于社会人口大幅增加，现实的自然气候之变。巨型的洪水灾难，给天下权力格局造成巨大的冲击，永久的改变。

神权管理阶层自然直接的管理模式，既管天事，又管人事，天事重大，神权一直在人权之上。他们主要是沟通天地祭祀司天的神圣工作，人事生产、社会管理工作不繁重，由巫师们兼职管理就行了，无为而治。后来人口剧增，对人群的社会管理工作事务很繁重，不得已进行分工，尤其是大禹治水的时代，治水的事务工程量巨大，还要涉及各个方国的配合协调工作，更促进了王权人事管理体系的形成。早期的人事公务员体系出现了。

事天的巫师的神权是世袭的，。从夏禹开始，王权阶层壮大才开始变为世袭，夏禹代表了巫神阶层内部的新兴力量，更加注重现实人事，这是新兴的世俗王权管理阶层对传统神权阶层形成竞争挑战的开始，因为那些“不无所不能”的天官巫师们，却治不了水患，这对神权体系威信是很大的打击。大禹的治水功劳为自己赢得了世袭王权的资格，大禹三代治水，领导号令各方国团结抗洪，借此进入他国地盘，不听话的杀掉，各方国宾服，开启了强力凝聚大一统的步伐。巨大功劳和对各方国族群的影响力，为他代表的新兴贵族，赢得了世袭王权的待遇。相当于是神权体系对新兴管理阶层的一次妥协，允许夏启开启世袭王权制度。在神权笼罩之下，新贵族打开了自己的新的人事权力空间。

王权处理社会事务职能从神权体系分化出来，就变为天命神权4层体系，天神-巫-王-人民。（后来到了老子这里变成：道-天地王-人民）。

神权体系和王权体系是平行的，神圣的地位，高于王权体系。2里头遗址的大巫，地位很尊崇是事实。神权体系的优势在于：1。天神世界观解释权 2。天文技术、占卜技术垄断。天时和秩序，都是获取自天象，来自上天的授予。以神号令，莫敢不从。3。记录了丰富的帝王成败的经验教训，充当王者的天师角色。甚至王权体系里，是巫师充当领袖，比如大禹、启都是大巫，只是他们更多的是从事人事管理。

事天和事人这两种倾向本来就有矛盾的成分。当集于一身的时候，还可以协调一下。当这两种职能分化有两个不同的阶层来担当，必然会加重两者的分立竞争，或偏向于一方或偏向另一方。两者都是管理阶层，既合作又竞争，是初级阶段的天命神权1.0版本，体系并不成熟。

夏禹时代：

在夏禹时代的神话里，从他的父亲鲧，到夏禹本人，经常被描写为从天上来到人间，由此可见当时的神权集团已经非常的牢固了，神权统治者自认为是天上的阶层。长期的水患，打击了巫神集团的威信。鲧，治水不利被处死，估计也给了巫神集团小小的惊吓。夏禹本来就是大巫的一员，治理水患居功至伟，为巫神集团解了围，从能力到品德都获得全体的支持。禹死了，儿子启继续治理水患，凭着巨大威望，获得世袭王权。

夏立国，是靠事功，治水，和各加盟方国的支持。巫神集团在夏代尽管依然神圣，但巫神解决不了天灾，威信受削弱，现实灾难抑制了巫神迷信思想的发挥。另外巫神集团长期的传统是天文技术派占主流，也没那么私心膨胀。商代则是靠巫师伊尹立国，巫神阶层地位明显不一样。甚至把巫师和祖先神先公先王（商汤、伊尹等）和天神一起崇拜，更抬高了巫神阶层在商人心里的地位。天灾也许令夏人对天神的观念有了第1次反思，但是并不敢触及神的权威。直到商灭，才敢于打破天神的思想束缚。

太康时代：

夏启的儿子太康，疏于政务，沉溺田猎。被后羿赶走。后羿成功获得夏朝的权力，太康投奔斟鄩的斟鄩氏，但是后羿得位不正，并没有登临帝位，而是将太康的儿子中康立为王，自己担任辅政之职。事实上所有的国事都是由后羿来处理的，中康只是个傀儡。这件事被主持天象司天活动的和氏与羲氏所反对，羿展开报复行动，指使中康下令，说他们废时乱日，派胤率兵讨伐羲和二氏，战前作誓师辞《胤征》，来鼓舞士气。原文出自《尚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罪名严厉，杀气腾腾。对巫神集团不蒂是沉重打击。

天命神权体系里，神权、王权互相支持。太康失国，夏还在。说明巫神集团不乱，支持夏家，王权国运就没问题。

中康时代，巫神集团历史极其罕见的遭到王权体系的军事打击，导致神权体系威信进一步丧失，内部的天文技术派逐渐失势。后羿骨子里是个野蛮人，不懂文明之本，只抢了点太康的财物就跑了。也正是野蛮精神，才敢于挑战神权体系的权威。寒浞杀后羿，行为发指，巫神集团不吭声。可见后羿得罪了巫神集团，没什么好下场。王权和神权之间的裂痕也种下了。

孔甲时代：

夏家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王朝。整个历史上，天气都很坏，“前涝后旱”。夏朝立国之前有一个多雨洪水期，大禹治水标志着洪水期的结束。夏朝中后期又进入了干旱少雨的时期，长期威胁着夏王朝生存。夏商时期是个温暖偏高明显的气候时期。而另一方面，而商族所在地区，降雨较多，旱灾对商族影响较小。逐渐成长为夏人最强劲的对手。商汤伐夏，就是趁着夏朝七年大旱后发动的。

即使这样，夏朝人口还是增加了60%。据专家考证，夏初时，预估夏朝人口在200万-270万 ,到夏末商初时,夏朝总人口数已突破400 万，但农业科技却没有实现突破，粮食供应越发紧张，底层人民生活艰辛，贵族阶层却大量积累财富享乐，社会矛盾日趋加剧。

孔甲时代，长期异常的干旱，出现“十日并出”，被认为是“触怒老天而降下的惩罚”，孔甲好鬼神喜算卜，登基后，通过鬼神算卜后居然天降大雨，就此解除了连年的干旱。孔甲因此大喜过望，从此在统治地区大力推行神鬼数术，崇尚天神的崇拜。史载夏王孔甲，专喜好鬼神之事，不正宫庭，不务德政，天下诸侯多叛，奏表云片般入奏到他跟前，只当是不知道。史称孔甲乱政，自此夏王朝逐渐开始衰落。

春秋时期的人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所谓“乱夏”是指孔甲改变了夏朝的传统做法，不重方国贵族，重神，而怠慢了周边方国部落。孔甲时期，夏与许多方国部落的关系趋于紧张。

孔甲也是不得已为之，孔甲的德行功绩不足以开疆拓土，不能威服四夷，不得不更加倚重神权，维持天命。

　　太康失国之后，一直到少康复国，中间就是靠斟灌氏，斟鄩氏，有仍氏，有虞氏等一众姻亲部落，还有夏王朝本身逃难的官员老臣等，可以说血缘族群这个因素，就是少康能够借族人靠底蕴实力重新夺取王朝政权的原因。这些拱卫夏王朝的姻亲部落诸侯在经过这几百年中，在过了几代人后，从近亲慢慢变成远亲了，其中有的甚至经历被异族化，被中央或地方吞并等等，因此，也就慢慢形成了不上贡，不听调遣等逐渐藐视中央政权的姿态。另一方面，在夏王朝统治是天命神权，而不受其它约束，显然需要神权背书。这些拱卫夏王朝的族群部落诸侯无法满足夏王朝统治稳定的需求，那么夏王朝为了维护政权，只能是亲近神权体系。这也更使其他贵族不满，恶性循环。

长期的天灾压力传导，持续削弱神权体系的权威。巫神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起初是质朴的技术流羲和之官掌权，有着真朴的理想节操，被后羿沉重打击了一次，老实人容易受欺负，现在技术派又解决不了长期干旱问题，天文历法技术的局限性凸显出来了，巫神阶层出于权力竞争，巩固权力的需要，必须推出新的思想解释体系，卜噬迷信思想就会被推崇抬头，强化了神权体系，用神的威慑力来统摄人间王权。长期的天灾干旱，巫神集团与王权关系肯定也不会太好，互相甩锅，神权体系把控着解释权，最后大锅甩到夏王头上，被认为是“触怒老天而降下的惩罚”，十日并出，是夏王乱说话，得罪太阳，遭天罚。巫神集团在孔甲时代扳回一局，求雨成功，干旱解除，立了大功。内部的巫卜派得势上位，早期的儒家们也借助求雨仪式开始受到重视。

夏桀时代：

天灾继续肆虐。农业王朝的死神真的来了。

《墨子·非攻(下)》云:“至于夏王桀，天有车告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

《竹书纪年》记载，在公元前1572年左右，夏王桀在位的第十年，东亚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天文现象，记载为“五星错行，夜中，星陨如雨，地震，伊洛竭。”。

《国语·周语(上)》有“伊洛竭而夏亡”的记载，甚至商初，仍有“汤七年旱，禹五年水”的论述。

又是连年干旱，又爆发了大地震，地震导致河水枯竭，“伊，洛”作为夏朝王畿地带灌溉主要水源，对农业的影响是致命的。洛阳盆地内的水井大量枯竭，随之而来的就是夏王朝的王畿内遍地的旱灾，粮食绝收以及严重的水荒。富庶而强大的夏王国一夜之间几乎瞬间休克。所有的内忧外患矛盾总爆发了。这场灾难让夏王国的实力大大被削弱。史书记载，灾后第二年，对夏王朝不满的方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叛（显然一个原因也是夏要救灾，向方国摊派的粮饷太多了），就连夏王朝的姻亲之国有緍氏也反叛了夏。更何况还有更不满的东方夷人方国。

　　夏王桀一边要忙着对付这些反叛的方国，一边还要忙着抗震救灾，疲于奔命的姿态已经开始显露，这都是大厦将倾的前兆。就在夏王朝疲于奔命、无力顾及之际，强大起来的商人开始了不断扩张。

　　夏王桀十五年的时候，新即位的商王大乙(商王示壬之孙、示癸之子)，率领河济平原的商族军队，自帝丘南下，渡过济水，占领了夏王国领地的东部边陲，现在的河南开封市杞县一带。随后又开始不断蚕食夏王朝，终于到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手中，完成了灭夏，商朝建立。

夏商时代，并非真正大一统，是大一统初期，各方国离心力很大，不得不消耗大量力量征伐，中央之国一旦有难，内忧外患就会一起发作。夏灭，天灾，，也有人祸，类似西周。除了诸侯们众叛亲离，巫神集团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代表神权的巫神集团隐居的幕后，很多事迹都没有被记载，也或者典籍已失，但对社会政权统治的影响却不可估量。夏初即使太康失国，夏还在。是因为巫神集团不乱。王权之争打来打去，只要不触及神权地位，问题还不大。当时初创的王权系统不只是得到普遍的民心支持，也得到神权体系的大力支持。而夏商周三代，一旦巫史集团抛弃王权，携带典籍出逃，就是乱亡的开端标志。末代帝王夏桀时代，天灾实在太严重了，这个锅太大了，这时巫神集团的所谓“通天能力”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再次彻底甩锅给夏桀，干脆说是天罚，所以灭夏，集体投靠殷商。历史是巫神集团书写的，桀的历史下场可想而知。只是巫神集团的结局相反，商人开国功臣伊尹是大巫，商人依重神权阶层而取得“天命”，伊尹在夏三年，除了观察国势，也是和巫神集团搞关系。夏太史跑到殷商就是互通曲款的证据。这些人能跑来跑去，可见夏、商对神权阶层待遇很厚重，不敢随便触碰。巫神集团抛弃了夏，被商人戴为上宾，巫神迷信顺便传染到了商朝。

4。殷商时代

天命神权系统2.0。神权压制王权，巫神迷信。末期斗争，两败俱伤。大1统2.0，管理规模500-800万。

伊尹是商朝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是已知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伊尹助商汤灭夏朝，为商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的理论来治理天下，也就是后来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

商汤拜伊尹为相。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厨子，而是掌国家祭祀的人，他是商代第一大巫，又懂医药，在巫师界也是全能型的顶级人才。是巫师集团的代表人物。结合夏王朝投靠过来的巫神集团，成为商帝国新的神权天团。这1次，神权再次凌驾于王权之上，天命神权2.0来临。

巫神阶层灭夏有功，改为拥护商的“天命”，被商人戴为上宾。他们汲取前朝痛苦的教训，把持天文核心技术、占卜技术，对核心技术进行“神秘化”、“加密伪装”，加强天学知识垄断。另一方面，牢牢把持神权，天命解释权，利用神的威权迷信恐吓，对王权压制。长期对王权统治者和大众进行天帝鬼神迷信宣传，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占卜鬼神、神秘仪式法器泛滥。当初知天文尊天道的核心文化精神面貌被巫卜思想涂上厚厚的诡异迷彩，人鬼难辨。巫神集团崇信鬼神的迷信思想在商朝几百年里，发展到了顶峰。

天命神权2.0的坏处就是神权阶层的空前壮大，迷信鬼神思想严重。好处就是政权继承的稳定性，商朝几百年的王权继承是比较稳定的，即使到了帝辛时期，微子也不能表面上公开的去争夺帝位。

神权和帝权起初合作得很好。但是几百年的神权加重固化，重天道思想已经变异，像商代之初伊尹那样精神高尚、天下为公的大巫，逐渐不见了，巫神阶层的权力私利占据上风，迷信思想横行。神权长期压制着王权，商朝后期的4代帝王，试图削弱巫神阶层的强大影响，遭到反噬。打压巫神阶层损害了整个天命神权体系本身。因为巫神阶层是给天命神权背书的阶层，“天命”是靠他们来解释维系的，2者相依为命。体系不稳定的结果就是，商末，微子、箕子等暗通西周，令西周偷袭成功造成商朝亡国，相当于发生了变相隐性的夺嫡之乱，是为天命神权体系瓦解敲响丧钟。

商末代帝辛，智勇才华过人，命运不济，同样的是面临内忧外患，矛盾重重，因为改变的过于超前过于疾风暴雨，同时得罪了旧贵族和巫神集团2方面，即使统一了中国，居功至伟，也严重消耗了国力，最终被偷袭亡国。他得罪的是整个巫史集团，只能被黑的最狠。巫神集团再次甩锅，抛弃殷商，下一个目标--西周。

5．周时代：

天命神权系统3.0。王权翻身，压制神权，半天命+半人事，注重人事礼乐。大1统3.0。管理规模：1000万人口。

西周小方国算是第2个吃螃蟹的人，联合被商朝打压的旧贵族势力和神权势力，在战战兢兢的尝试偷袭中，侥幸灭亡了强大的商朝。当然，这也毁灭了人们心目中的天命神权信仰。巫神阶层自己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西周时代再也没能重回权力的顶峰。西周，汲取了前朝的教训，看到神权阶层的天命解释权，护佑能力实际并不是那么强大，否则拥有“天命”的商朝就不会灭亡。顺势清洗削弱巫觋阶层对王权体系的影响，逐渐敬鬼神而远之，史家这种核心天学成员被保留在王权体系里受到尊崇，巫占阶层逐渐被抛弃，随着史官文化的盛行，巫的地位由殷大夫降至周初春官宗伯的一个小小属官，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被排斥到民间，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继续着它的影响，几经周折，“巫觋文化的绚烂在中原地区几乎零落殆尽”。

西周用“以德配天”这种创新解释方式，强调君王的个人品行，个人的努力，重新诠释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人皆可为王，甚至商人也可以重新再度为王。因此不得不空前强化他的贵族的宗法血缘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统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发展严重不均衡，社会人口剧增，封地不足，几代之后血缘关系越来越淡薄，宗法系统不可持续，最后分崩离析。周朝的继承人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夺嫡事件频繁发生。对周朝的整个朝代的自身稳定性，包括对中华文化的传承稳定性，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王逸言：“灵，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子。”值得注意的是，睡虎地秦简《日书》言庚寅日生者为巫，并云：“男好衣佩而贵”，屈原自己也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言自己生辰、名字以及由此内美而形成的德行，恰恰是“好佩衣而贵”，以此表明了屈原在巫祝传统中的高贵地位，并由此形成的行为认同。

灵被作为巫师的统称，在于其能够通神，具有往来天地的能力。《九歌》以“灵”称神：“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神灵在巫师的祈祷、迎请下降临。在人神分离时，神为灵而独立于人存在，巫则为巫咸、巫彭等神职人员。

在巫术状态下，神附体于巫，或显灵于巫，此时的巫则为“灵”，《河伯》：“灵何为兮水中，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被作为河伯之妻的巫师，送至水中迎娶。

在现实观念中，人之有灵，藏于魂中，人生在世，灵、魂合一：“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人之去世，灵魂分离：“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巫师能够实现灵、魂的分合，其在巫术状态下，灵能够脱离人之肉体与神灵融通，是为“扬灵”。告余以吉故。”王逸注：“皇天扬其光灵，使百神告我，当去就吉善也。”正是言巫咸通过祈祷，使神灵附体并给予自己指点。

灵保，见于《东君》：“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洪兴祖注：“灵保，神巫也。”其不仅能够降神，而且能够陈诗、歌舞以娱神。而灵修则是楚怀王在巫祝中的神职身份。在《山鬼》中，灵修亲自交感巫山神女而祈雨，歌辞中的“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便是巫术状态下神人对唱之辞。

在《离骚》中

屈原则直接以“灵修”称呼之：“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王逸注：“灵，神也。修，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谕君。”言之为譬喻。然刘向《九叹》言：“辞灵修而陨志兮，吟泽畔之江滨。”以为是屈原去君自疏之后行吟泽畔，以灵修指代楚怀王。

扬雄《反离骚》直接言：“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认为楚怀王相信大夫子椒和弟弟子兰，而疏远屈原。颜师古注引服虔曰：“灵修，楚王也。”屈原在《离骚》中可以指责灵修，表明在巫祝之中，灵均的地位是高于灵修的。屈原在巫祝传统中可以指责灵修的不是，但在现实的君臣关系中，屈原是臣，怀王为君，屈原只能强谏，怀王不从，屈原不得不自疏远逝。

《周礼·春官宗伯》载“司巫”一职，管理人员有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帅“男巫无数，女巫无数”，用于祷祠。即便《周礼》为战国所作，也可以看出北方小传统中巫师之多。

而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巫祝传统更重，楚怀王本人“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屈原在《离骚》《九章》也多次写自己命灵氛占卜、指责灵修的浩荡，并能够就重华陈词、让巫咸降神，还可以升天入地，指挥虬龙，命令鸾凤，雷神陪伴，风神相随，与众神一起上昆仑而远逝。可知，屈原不仅精通巫术，而且在巫祝中居于较高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才有能力、有资格去整理流传于沅湘之间“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九歌》，并得到楚人的接受，作为楚地祭祀用曲。